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05年，短短40多年，韩国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之后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，三星、LG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涌现，船舶制造、半导体、汽车等产业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。在人口规模、地域面积、资源禀赋等方面，韩国和浙江都十分相近，其发展经验对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？
针对这一命题，日前，浙江日报、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、浙江省开发区协会与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主办了“提问十四五”系列高端智库沙龙之二——“韩国经验对浙江‘十四五’发展的”。与会的10多位区域经济、韩国经济等领域专家，与中韩（衢州）国际产业合作园等浙江韩国产业园的业内人士一起进行了探讨。
谈及浙江对标韩国，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并不陌生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还在读研究生的倪树高就对此进行了研究。“那时候，韩国正因创造‘汉江奇迹’名噪一时，不少学者都希望通过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，为刚起步的浙江外向型经济提供借鉴。”他回忆道。
30年后的今天，浙江P已迈过了6万亿元大关，经济总量比肩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兰。反观韩国，其经济增速趋缓，2019年的P增速甚至滑落到了10年来最低的2%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：这样的情况下，浙江还有必要对标韩国吗？
“答案是肯定的！”倪树高的回答斩钉截铁。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发展质量来说，韩国都领先于浙江。而浙江与韩国在许多方面情况相近，让两地更具可比性：首先，两地面积都约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规模均在5000万至6000万之间；其次，两地都属于山多平原少的地形，且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岛，适合发展海洋经济。
自然资源禀赋如此接近且都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，那么浙江与韩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差距几何？对此，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：2019年韩国P总量为1.64万亿美元，超过稳居国内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，位列全球第12位，同期浙江仅为韩国的55%；论人均P，2019年韩国人均P为3.175万美元，同期浙江仅为韩国的49%。
根据洛克定律，目标不是越大越好、越高越好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才最有效。在徐剑锋看来，韩国就在浙江“跳一跳就够得到”的最佳范围内。
根据徐剑锋的研究：1996年，浙江人均P是1100美元，韩国刚好达到10000美元，是浙江的9倍多；到2019年，这个比值缩小到了两倍。“虽然差距依旧不小，但去年浙江经济总量增速快于韩国4.8个百分点，两地之间的差距仍在慢慢缩小。”
虽然近些年韩国的经济增速减慢了，但专家们普遍认为：韩国的应对之策可圈可点。近年来，韩国不断地调整其比较优势，从上世纪60年代的廉价劳动力到后来相对富余的资本驱动，再到如今较强的创新能力，都使得韩国经济保持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。
传统成本优势不再、大平台大项目支撑不足、产业层次总体不高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……在今年3月的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，浙江制造业的“成长烦恼”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“不难发现，浙江正在经历的有不少也是韩国产业曾经面临的难题。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副教授千勇说，正是迈过了这一道道坎，韩国才实现了“轻工业主导—重化工业主导—第三产业主导—知识经济主导”的数次产业进化。对正处在“劳动力主导—资本主导—高科技产业主导”的转型关键期的浙江来说，韩国屡屡转型成功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。
在千勇看来，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是韩国最终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重要前提。早在1980年，韩国便提出发展半导体、电子机械、精密化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；进入新世纪初，韩国又把信息技术、生物工程等作为更长时期的“未来产业”。正是这些超前布局，才有了如今韩国半导体、液晶显示器、汽车等领域的国际地位。一如当年，日前三星集团发布了《第六代移动网络技术》，再次提前布局6G技术的研发。
与韩国产业布局调整同步推进的，还有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韩国先后两次实施的“科技立国”战略。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，借鉴韩国经验，浙江在建设创新强省的过程中也要进一步强化科技驱动，构建式、可持续的创新体系，聚焦数字经济持续发力。
“除了清晰的战略目标，韩国在战术层面上将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制了。”金雪军教授举例道，韩国陆续制定了《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》《科研设备投资税金扣除制度》和《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制度》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同时在技术开发方面，韩国也颁布了《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》等法案。
政策针对性强是韩国产业政策一再奏效的关键。以当下困扰浙江产业的对进口装备、原材料过分依赖问题为例，韩国曾先后两次制定了“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”五年计划，明确提出了8000多种机械产品国产化的期限，并制定了相应的金融、税收扶持政策。之后的10年里，韩国重大装备进口依赖度由42%降到26%。
众所周知，三星、现代、LG等五大集团在韩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其中仅三星集团每年就贡献韩国五分之一的P。这显然是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的浙江学不来、也不能学的。
但这并不是说韩国的经济模式全无可取之处，至少韩国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正是浙江当下欠缺的。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，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甚至是性转变，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组织也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。这一过程中，龙头企业、平台企业对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影响必将进一步。
刘亭将其称之为“有机化”趋势，即企业间或产业间的联系，将出现由处于头部地位的研发创新、品牌销售、风险投资的平台型企业为核心，围绕着创新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进行有机重组的大趋势。他认为，在这一演化过程中，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将出现两极分化：极少数发展为平台综合型企业，绝大多数变身为依附平台成长的细分型企业。
“那些既不具备平台功能又不愿进入平台生态圈的企业，其孤立发展势必会落入越来越的境地。”刘亭认为，尽管如此分化，但就整体而言，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。因此，浙江可以借鉴韩国“龙头带集群”的经验，结合自身实际，探索出一条现有企业和产业集群经由数字化生态、有机化重组，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子。
除了培育龙头企业，韩国对于中小企业的精准扶持政策同样值得关注。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介绍，为中小微企业的空间，韩国颁布了“中小企业固有行业指导方案”，指定中小微企业固有的经营领域；应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商品，比重不得低于50%……他特别强调，在采购方面，浙江乃至全国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都有待加强。
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，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。“而作为民营经济大省，民营企业权益显得尤为重要。”对此，范柏乃在已有的《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》基础上，进一步制定民营企业家权益条例，依法民营企业的权益，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，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。
“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，还有一点值得学习的是，如何逐渐厘清与市场的边界。”省发展规划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指出，在上世纪80年代前，韩国的产业发展由主导，其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、技术密集型过程中，不乏政策对钢铁、化工等产业的集中扶持；但之后，韩国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，通过立法厘清了与市场的边界，减少对产业的干预。
市场的力量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。潘毅刚认为，应该转变职能，大力强化市场竞争。对浙江来说，尤其要继续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，进一步理顺与市场关系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去年7月，日本出台政策对韩国出口包括电子级氢氟酸在内的部分半导体材料。前不久，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经过1年努力，终于成功打入韩国半导体企业的氢氟酸供应链，取代了原有供应商。沙龙开始前，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主任刘根宏分享了这个好消息。
“这几年，集聚区与韩国的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宽。”刘根宏介绍说，集聚区在2016年成立了中韩（衢州）国际产业合作园，同年投资超70亿元的韩国晓星氨纶和新材料两个项目就落户衢州，如今项目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。去年，LG集团又与园区内企业“华友钴业”合作投资30亿元，启动建设三元前驱体项目，瞄准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。除了这些韩国巨头，集聚区还正与韩国的20家相关配套企业对接，准备将一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引到衢州。
浙江谋求更多国际合作的同时，韩国也有着同样的。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教授李冬新认为：对于国土面积狭小、资源并不丰富的韩国来说，跨越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成为高收入国家，并不意味着发展就一帆风顺。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、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下，外贸出口占经济总量达40%的韩国受到的冲击并不小，例如其主要出口产品半导体开始减产，智能手机等相关产品订单骤降，现代汽车销量持续下滑。
李冬新注意到：今年二季度，韩国的对外商品出口大幅下降16.6%，P连续两个月下降。“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迅速恢复，韩国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，摆脱疫情影响。”她说，中国目前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国内市场的潜力不断必将吸引一批韩资企业来投资，浙江应主动出击，提前布局。
“随着浙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，浙江与韩国的产业互补性更强，为两地的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。”省商务厅总经济师朱军表示，伴随着我省对外的深入，浙江和韩国的贸易从分散的小规模向集群式的大规模发展，韩国企业对浙江的投资从单一的贸易向生产、投资等多领域发展。目前，我省已吸引了“韩泰”“晓星”“大宇”“LG”等一大批高质量韩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，仅2019年全省新批韩国来浙项目就多达140个。
“浙江与韩国经贸合作，机遇大于挑战。”朱军说，浙江的产业链特别是健康医疗、智能制造、5G等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，需要加强与韩国在产业和技术的精准合作；同时，浙江参与“一带一”建设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，也将为韩国企业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多机会。
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，“十四五”注定充满不确定性。“这次的‘十四五’规划，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编制难度最大的一个五年规划。”曾长期担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的刘亭说，只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变化及影响，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内，浙江才能在变局中开好新局，在积极参与建设良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、中日韩经济小循环以及内外双循环中赢取先机，有所作为。
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05年，短短40多年，韩国就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，之后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，三星、LG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涌现，船舶制造、半导体、汽车等产业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。在人口规模、地域面积、资源禀赋等方面，韩国和浙江都十分相近，其发展经验对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？
针对这一命题，日前，浙江日报、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、浙江省开发区协会与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主办了“提问十四五”系列高端智库沙龙之二——“韩国经验对浙江‘十四五’发展的”。与会的10多位区域经济、韩国经济等领域专家，与中韩（衢州）国际产业合作园等浙江韩国产业园的业内人士一起进行了探讨。
谈及浙江对标韩国，浙江工商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倪树高并不陌生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还在读研究生的倪树高就对此进行了研究。“那时候，韩国正因创造‘汉江奇迹’名噪一时，不少学者都希望通过对其发展经验的研究，为刚起步的浙江外向型经济提供借鉴。”他回忆道。
30年后的今天，浙江P已迈过了6万亿元大关，经济总量比肩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兰。反观韩国，其经济增速趋缓，2019年的P增速甚至滑落到了10年来最低的2%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：这样的情况下，浙江还有必要对标韩国吗？
“答案是肯定的！”倪树高的回答斩钉截铁。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发展质量来说，韩国都领先于浙江。而浙江与韩国在许多方面情况相近，让两地更具可比性：首先，两地面积都约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规模均在5000万至6000万之间；其次，两地都属于山多平原少的地形，且拥有较长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岛，适合发展海洋经济。
自然资源禀赋如此接近且都是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，那么浙江与韩国如今的经济水平差距几何？对此，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：2019年韩国P总量为1.64万亿美元，超过稳居国内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，位列全球第12位，同期浙江仅为韩国的55%；论人均P，2019年韩国人均P为3.175万美元，同期浙江仅为韩国的49%。
根据洛克定律，目标不是越大越好、越高越好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才最有效。在徐剑锋看来，韩国就在浙江“跳一跳就够得到”的最佳范围内。
根据徐剑锋的研究：1996年，浙江人均P是1100美元，韩国刚好达到10000美元，是浙江的9倍多；到2019年，这个比值缩小到了两倍。“虽然差距依旧不小，但去年浙江经济总量增速快于韩国4.8个百分点，两地之间的差距仍在慢慢缩小。”
虽然近些年韩国的经济增速减慢了，但专家们普遍认为：韩国的应对之策可圈可点。近年来，韩国不断地调整其比较优势，从上世纪60年代的廉价劳动力到后来相对富余的资本驱动，再到如今较强的创新能力，都使得韩国经济保持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。
传统成本优势不再、大平台大项目支撑不足、产业层次总体不高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……在今年3月的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，浙江制造业的“成长烦恼”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眼皮跳测吉凶
“不难发现，浙江正在经历的有不少也是韩国产业曾经面临的难题。”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副教授千勇说，正是迈过了这一道道坎，韩国才实现了“轻工业主导—重化工业主导—第三产业主导—知识经济主导”的数次产业进化。对正处在“劳动力主导—资本主导—高科技产业主导”的转型关键期的浙江来说，韩国屡屡转型成功的经验显得弥足珍贵。
在千勇看来，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是韩国最终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重要前提。早在1980年，韩国便提出发展半导体、电子机械、精密化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；进入新世纪初，韩国又把信息技术、生物工程等作为更长时期的“未来产业”。正是这些超前布局，才有了如今韩国半导体、液晶显示器、汽车等领域的国际地位。一如当年，日前三星集团发布了《第六代移动网络技术》，再次提前布局6G技术的研发。
与韩国产业布局调整同步推进的，还有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韩国先后两次实施的“科技立国”战略。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，借鉴韩国经验，浙江在建设创新强省的过程中也要进一步强化科技驱动，构建式、可持续的创新体系，聚焦数字经济持续发力。
“除了清晰的战略目标，韩国在战术层面上将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制了。”金雪军教授举例道，韩国陆续制定了《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》《科研设备投资税金扣除制度》和《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制度》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同时在技术开发方面，韩国也颁布了《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》等法案。
政策针对性强是韩国产业政策一再奏效的关键。以当下困扰浙江产业的对进口装备、原材料过分依赖问题为例，韩国曾先后两次制定了“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”五年计划，明确提出了8000多种机械产品国产化的期限，并制定了相应的金融、税收扶持政策。之后的10年里，韩国重大装备进口依赖度由42%降到26%。
众所周知，三星、现代、LG等五大集团在韩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其中仅三星集团每年就贡献韩国五分之一的P。这显然是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的浙江学不来、也不能学的。
但这并不是说韩国的经济模式全无可取之处，至少韩国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正是浙江当下欠缺的。省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刘亭认为，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甚至是性转变，经济活动的运行和组织也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。这一过程中，龙头企业、平台企业对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影响必将进一步。
刘亭将其称之为“有机化”趋势，即企业间或产业间的联系，将出现由处于头部地位的研发创新、品牌销售、风险投资的平台型企业为核心，围绕着创新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进行有机重组的大趋势。他认为，在这一演化过程中，传统企业的组织形式将出现两极分化：极少数发展为平台综合型企业，绝大多数变身为依附平台成长的细分型企业。
“那些既不具备平台功能又不愿进入平台生态圈的企业，其孤立发展势必会落入越来越的境地。”刘亭认为，尽管如此分化，但就整体而言，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。因此，浙江可以借鉴韩国“龙头带集群”的经验，结合自身实际，探索出一条现有企业和产业集群经由数字化生态、有机化重组，从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子。
除了培育龙头企业，韩国对于中小企业的精准扶持政策同样值得关注。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介绍，为中小微企业的空间，韩国颁布了“中小企业固有行业指导方案”，指定中小微企业固有的经营领域；应优先采购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商品，比重不得低于50%……他特别强调，在采购方面，浙江乃至全国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都有待加强。
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，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。“而作为民营经济大省，民营企业权益显得尤为重要。”对此，范柏乃在已有的《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》基础上，进一步制定民营企业家权益条例，依法民营企业的权益，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，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。
“在韩国的发展过程中，还有一点值得学习的是，如何逐渐厘清与市场的边界。”省发展规划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指出，在上世纪80年代前，韩国的产业发展由主导，其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、技术密集型过程中，不乏政策对钢铁、化工等产业的集中扶持；但之后，韩国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，通过立法厘清了与市场的边界，减少对产业的干预。
市场的力量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。潘毅刚认为，应该转变职能，大力强化市场竞争。对浙江来说，尤其要继续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，进一步理顺与市场关系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去年7月，日本出台政策对韩国出口包括电子级氢氟酸在内的部分半导体材料。前不久，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经过1年努力，终于成功打入韩国半导体企业的氢氟酸供应链，取代了原有供应商。沙龙开始前，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主任刘根宏分享了这个好消息。
“这几年，集聚区与韩国的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宽。”刘根宏介绍说，集聚区在2016年成立了中韩（衢州）国际产业合作园，同年投资超70亿元的韩国晓星氨纶和新材料两个项目就落户衢州，如今项目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。去年，LG集团又与园区内企业“华友钴业”合作投资30亿元，启动建设三元前驱体项目，瞄准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领域。除了这些韩国巨头，集聚区还正与韩国的20家相关配套企业对接，准备将一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都引到衢州。
浙江谋求更多国际合作的同时，韩国也有着同样的。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教授李冬新认为：对于国土面积狭小、资源并不丰富的韩国来说，跨越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成为高收入国家，并不意味着发展就一帆风顺。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、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下，外贸出口占经济总量达40%的韩国受到的冲击并不小，例如其主要出口产品半导体开始减产，智能手机等相关产品订单骤降，现代汽车销量持续下滑。
李冬新注意到：今年二季度，韩国的对外商品出口大幅下降16.6%，P连续两个月下降。“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迅速恢复，韩国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，摆脱疫情影响。”她说，中国目前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，国内市场的潜力不断必将吸引一批韩资企业来投资，浙江应主动出击，提前布局。
“随着浙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，浙江与韩国的产业互补性更强，为两地的合作创造了更大空间。”省商务厅总经济师朱军表示，伴随着我省对外的深入，浙江和韩国的贸易从分散的小规模向集群式的大规模发展，韩国企业对浙江的投资从单一的贸易向生产、投资等多领域发展。目前，我省已吸引了“韩泰”“晓星”“大宇”“LG”等一大批高质量韩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，仅2019年全省新批韩国来浙项目就多达140个。
“浙江与韩国经贸合作，机遇大于挑战。”朱军说，浙江的产业链特别是健康医疗、智能制造、5G等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，需要加强与韩国在产业和技术的精准合作；同时，浙江参与“一带一”建设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，也将为韩国企业在浙江发展提供更多机会。
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，“十四五”注定充满不确定性。“这次的‘十四五’规划，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编制难度最大的一个五年规划。”曾长期担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的刘亭说，只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变化及影响，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内，浙江才能在变局中开好新局，在积极参与建设良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、中日韩经济小循环以及内外双循环中赢取先机，有所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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